禁止与引诱

2009年再版“序言”

小引“拿根据来！”

自画像与面具（承受与反省）

道德是完善者的原罪（放逐与疏远）

解脱中复活的信守（理解与超越）

“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虚无与上帝）

后记

前言

要为三十年前的贴身手记《禁止与引诱》再版作序，当下的感觉似乎，“引诱”，淡出了，“禁止”，也淡出了，然心之所属的“禁止与引诱”仍存永久的魅惑。

三十年，粗说两代人，细说三代人，“90后”之捷足者不也登台了吗？两代人的“代沟”曾是一个难题，三代人岂不难上加难？所幸时间并非为进化论垄断，兴衰轮回也常在瞬息之间，要不古代的文字全成了死去的记忆如木乃伊似的沉默不语，而活的魅惑偏来自死的奥秘，看你言说的形式与意象触动得了那一根有问的神经否？

新潮者居新潮之新引领时尚，然而潮起潮落使新潮之新仍不过沙滩依旧。

新来的赶海客以为非我莫属的海贝，有多少不是前人遗留的漏口？

维新党百年维新的成果偏偏是愈久弥新的道理。

“雅典帝国”，或者说，“民主帝国”，这个被我们追逐了百年的“斯芬克司之谜”仍像“方的圆”作弄着聪明人的头脑，使自诩能解开它的谜团的人，如苏格拉底、哈姆雷特、尼采，谁也没有落得比俄底浦斯更好的下场。

这个问题可不是1+1=2的自然科学一直加到太阳系的边缘那样具有明显的进步，不对称的命运仍是人对自身的善恶所知微乎其微，今天有谁高过上面说的那些前人，如果不说“不及”的话。因为，现代人的“无责任能力”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毛病。

比如，“摩西十戒”大都是人应该共同遵守的“金规则”，可是人的聪明偏偏把“禁止”变成“引诱”、“戒律”变成“罪行”，你却无法辨明其间的界限。

不可崇拜别的神、不可崇拜或制造偶像、不可妄称

耶和华的名字、以安息日为圣日；

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奸淫、偷盗、作假证、贪恋他人所有。

前四戒规定人不是神。然而，人是制造偶像、假借神名的高手。最大的“偶像”就是“一神”。哪有什么“一神”？犹太人信奉的民族神叫“耶和华”。甚至犹太人自己早就说过：“亚里士多德的神与亚伯拉罕的神何干！”后来民族的需要(如罗马民族的帝国梦想)才把自己的守护神说成是普世“一神”。由此造成世俗民族的“诸神之争”。

尼采一面嘲笑“一神”(“一天，突然有一个神宣布，我就是‘一神’，你们不准信任何别的神。其他的神听了笑死了”)，另一面又抬高酒神狄奥尼索斯为自己的“新神”而竭尽谄媚之能事。这种奇怪的脸谱几乎就在心的进出之间，恣意玄黄得够可以了。

孝敬父母乃人之传延。可是，西方早就松解了血缘亲情。俄底浦斯“杀父娶母”，安提戈涅揭开“自然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冲突(今天变成了“人权”与“主权”之争)，基督教信仰高于亲情的“因信称义”，至于现代的“个性解放”，其潜在的“功能”倾向逐渐拔去人的“羽毛”使之变成“单子”，一切都淹没在冷冰冰的“功利计算”中，最后就是人的“智能化”。看吧，等到人的“生殖”真的变成人的“制造”，“克隆人”也好，“机器人”也好，同属“智能人”共居地球“行星工厂”上，毁灭也就不远了。

“不可杀人”。我们可以对一个人杀人诉诸法律、施以极刑，所谓“杀人偿命”。要是杀无数人呢，比如战争。有人如此定义战争：“战争就是调动大批人到一个地方集中屠杀”。进入战争当然要你死我活，但为何战争就有权规定“杀人有理”而且理直气壮？包括进步杀落后一直看作现代文明的洗礼！谁对三百年的殖民历史“埋单”？二战中形成的“人类罪”，如何量刑？一个人承担得了吗？能不能判定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犯下“人类罪”？

“不可偷盗”。西方世界同样如庄子所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绝于史。马克.吐温有一个非常机智的比喻：法律好比一张蜘蛛网，小的蚊子苍蝇逮得住，大的不要说老鹰，连麻雀一冲都过去了。现代文明割断道德与法的自然脐带为的是让人为所欲为地“对自然立法”，以为这就是“人为目的”的进步，其实是理性僭越的疯狂。

“不可奸淫”。马克思曾把工人的妻女卖淫叫做“第X个劳动时间”。穷困，剥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是把强迫的奸淫变成自愿的送上门的卖淫的最好途径。同样，吊高生存的希望，刺激享受的奢华，在今天也是把强迫的奸淫变成自愿的送上门的卖淫的最好途径。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谁说得清楚奸淫还是卖淫、被迫还是自愿？更何况“性腰带”已经宽松到直接充当“货币”的“人性一人权”程度，奈何！

“不可作假证”。在这个什么都作假的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逃脱得了“作假证”的嫌疑吗？当科学把“作假”看作“发现”或“发明”，看作“进步”，甚至看作“美化”人生的需要，不管是制作者、发证者、资助者、赞美者，还是使用者，所有这一套世界性建制中谁能逃脱“作假证”的罪名？

“不可贪恋他人所有”。我怎么知道什么叫“贪恋他人所有”？如果我“合理化”了呢？今天的传媒每时每刻都在制造“贪恋他人所有”的合理化，如“消费促进生产”，“激发生活热情”，“养一个漂亮的女儿等于开一家赚钱的公司”。当然，“贪恋他人所有”的贪恋，只有付诸行为产生后果才构成犯罪事实。但是其间的界限有时像“罪感”、“罪责”、“罪行”那样难于划分。

一伙人抓住了一个妇人到耶稣面前，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捉的。你看怎么处置吧？”耶稣蹲在地上划字，然后站起来说：“只有那些认为自己无罪的人，可以用石头打她。”说了又蹲下来在地上划字。结果呢？那些抓妇人来的人一个一个退了出去，最后剩下妇人站在中间。耶稣抬头问妇人：“那些入呢？”妇人说：“主啊，都走了。”耶稣说：“你也走吧，今后不要犯罪了。”

啊，那些甚至伪善的法利赛人归根结底还有“罪感”，知道自己没有资格投第一块石头。就怕今天，人们已经肆无忌惮地丧失“罪感”了，一切都是“人性”的合理化。没有罪感的人可能会倒过来做，用先拿石头打女人来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知道吗？这种根深蒂固的罪感早在希腊理性中就淡出了。

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希腊最高的“善”倾向于功能性的好坏优劣，而且这“善”还是最高真相(“太阳”)的父亲，使“善”的好坏优劣与“真”的是非对错合理地结成了逻辑同盟：“当且仅当，必然如此”。所以，今天的“技术理性”是古代希腊的“善理性”的合法继承人。

于是，要现代人相信自己的希望从善目的到功利主义再到中性化技术科学如此进步的希望隐含着罪感或罪责，就像奥义书中警告的：“一把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因此智者说，得救之道是困难的。”

除了灾难、苦难、痛苦作为直接的证据有权提出指控因为它是人的“苦难与神恩”两大智慧来源之一，而且要指控到这种地步，灾难与苦难是任何理想的或浪漫的或悲剧的理论都消解不掉的，在神退隐了的今天，舍此人类没有别的出路。可惜，二战后的世界历史，似乎并没有谁真正能维护“奥斯维辛后没有诗”的苦难宣言。被神诅咒的人啦，难道你非得“铤而走险，视死如归”？

年前，我读过外孙女的一篇作文《小孩和灯光》，颇有感触：

海边高高的悬崖上有一座屋，

我站在屋的高高的阳台上，看着黑咕隆咚的海面。

我对身后窗里的灯光说：

灯光灯光，

我们比一比，看谁看得远？

灯光说，好吧！

我说，你除了照亮阳台，

外面你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呢，我看见海边有一点光

一闪一闪的。

灯光，只眨了眨眼，不做声。

我笑，输了吧！

不一会儿，爸爸回来了。

我进到房间，听见爸爸对妈妈说：

啊，海面真黑呀！

幸亏我们家的窗口亮着灯光，

它像一座灯塔，指引着航向！

我问，爸爸，刚才海边一闪一闪的

亮光，是你吗？

爸爸说，是呀。

我问，那你看见我了吗？

爸爸说，没有啊，你在哪？

我说，我就站在阳台上。

爸爸说，啊，宝贝，你太小了，

爸爸只看见我们家窗口射出的

灯光。

我回头看着灯光，不好意思地说：

灯光啊灯光，还是你比我

看得远啊！

想起八十年代出道，自己不就像站在阳台上的小孩吗？今天“90后”居然有比我早醒悟的。但是，同一句格言，在小孩子口里说出，远没有在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里所拥有的内容的广袤性，因为，格言里的世界及其全部力量还在小孩子的生活之外。

黑格尔说的成年人的智慧就在格言里的世界，这句话是一个隐喻，即是关于言辞或文字的隐喻。文字的历史几乎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迄今为止的人类智慧就储存在它自身的文字里。也就是说，能够留存的文字是能够融入自身历史的文字。它使历史获得一种传承的力量如赫拉克利特箴言：“死的抓住活的”。

这里的文字具备了文字自身的沉默的品格吗？

张志扬

2009年1月15日

2009年2月20日修改

　　《禁止与引诱》是十二年前写的哲学随感录，而就其中的形式，如读书笔记、思想札记、日记和书信……语式，漂浮的建筑物德里达把“书写”的词语叫做无底棋盘上的棋子，已经说出了词语的漂浮状态。本书包括自画像与面具（承受与反省）、道德是完善者的原罪（放逐与疏远）、解脱中复活的信守（理解与超越）、“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虚无与上帝）这四个部分。　　这是一部哲学随感录，记述了著名学者张志扬的系列哲思，包括自画像与面具（承受与反省）、道德是完善者的原罪（放逐与疏远）、解脱中复活的信守（理解与超越）、“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虚无与上帝）这四个部分。【作者简介】　　1940年生：“不忍诞辰一身墨，天公送我漫天雪。”四十年：“点苍台白露冷冷，幽僻处可有人行？”五十年：“你是世界的光，我在黑暗里走。”六十年：“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百年苍凉：“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